二、苦寻救国之道,二度留洋
1、东渡日本
(1917年9月,周恩来赴日本求学。这是他与留日同学合影,后排右一为周恩来。)
1917年6月26日,天津南开学校举行第10次毕业式,北大陈独秀教授等来宾到会。毕业生周恩来获“国文最佳奖”,并代表毕业同学致答词。本日,周恩来领得南开学校毕业证书,毕业分数为89.72分。7月下旬周恩来与同学李福景等去北京筹划赴日留学事。
1917年9月,周恩来东渡日本,准备报考东京高等学校,以获取官费留学。行前写了一首七言诗: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周恩来等人到达日本东京以后,住在神田区袁猿乐町二番地玉津馆,并进入东京神田东亚预备学校(该校有中国留学生三、四百人),以补习日文为主,准备报考高等师范。
1917年12月19日周恩来致函在美国格林奈尔大学学习的冯文潜同学,介绍旅日情况,信中说:“弟自来此预备,尚称合式”,“现寓神田区日人旅馆中,上课在东亚学校,官费考试在明岁(1918年)六月,届时背城一战,成败与否不敢预料。”南开同学来此者已至三十人。
1918年3月,周恩来投考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未被录取。又曾计划入京都大学政治经济科选科学习,但没有实现。4月中旬,力主“新学”的南开学校校董严范孙(严修)等赴美考察教育,路过日本,与周恩来等南开同学会见,加以鼓励。但是周恩来一直没有能够考取官费留学,至为遗憾!
次年初,周恩来失去了在日本留学的希望,决定回国。原南开同班同学数人在东京为他饯行。4月下旬,周恩来从日本神户上船回到天津。1919年4月30日出版的《南开校风》123期报导说:“毕业同学周恩来君,前由日本回津。”
[附录]:周恩来1918年(19岁)日记摘选
1918年1月1日
我今年已经十九岁了,想起从小儿到今,真是一无所成,光阴白过。既无脸见死去的父母于地下,又对不起现在爱我、教我、照顾我的几位伯父、师长、朋友。……
1月2日
晨间起来后,我把带来的母亲亲笔写的诗本打开来念了几遍,焚好了香,静坐一会儿,觉得心里非常的难受,那眼泪忍不住的要流下来。……
1月3日
早晨没起来的时候,觉得天气较往常冷的多,越怕冷越懒得起来,一直等到十点多钟太阳都已上窗了,才忙着穿衣裳起来。想我来日本已经三个多月了,只因为不入学校,预备自由,有时候便学懒了,较起我在南开(中学)时的活泼样子实在差的多,从今后须要把我这懒病除去方好。
1月11日
连着这三天,夜里总没有睡着,越想越难受。家里头不知是什么样子,四伯急得更不用说了。只恨我身在海外,不能够立时回去,帮着四伯、干爹做一点事儿。如今处着这个地位,是进不得,也退不得。转而一想,就使我暑假后不来日本,中学毕业的程度能够做多大的事?那时候恐怕于家里既没有补助,于我倒反有大害了。想到这里,我现在唯有将家里这样的事情天天放在心上,时时刻刻去用功,今年果真要考上官费,那时候心就安多了。一步一步的向上走,或者也有个报恩的日子。如今我搬到这贷间来,用度既省,地方又清静,正好是我埋头用功的日子,任什么事,我也不管了。
1月23日
晚间我又拿起梁任公的文集来看,念到“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如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几句诗,我的眼泪快要下来。忽然又想到任公做这诗的时候,不过二十七、八岁,我如今已痴长十九岁,一事无成,学还没有求到门,竟真正是有愧前辈了。
1月26日
我们现在来到这里求学,第一样事情,就得炼铁石心肠、钢硬志气,不为利动,不为势屈,才能有效。要是连自己还信不着自己,那就莫如快死为妙。
1月29日
我想我现在已经来了四个多月了,日文、日语一点儿长进还没有。眼见着高师考试快到了,要再不加紧用功,不要〈说〉没有丝毫取的望,就是下场的望,恐怕也没了。算计时候仅仅剩一个多月了,种种的科学全都要考。……我一个人,除了念书,还有什么事做呢?用功呀,用功呀!时候不再给我留了!
2月7日
昨天论到人立志的话,我想起现在我们中国:一班青年,大半都是口头里“爱国”“救国”的话说上许多,究竟将来人世能否如他所说的话去做,那是置之度外了。不但他不能去“救国”“爱国”,恐怕他那损人利己的事情,做的还要比从前的一帮人巧的多呢!这就是孔云卿的话“阳面公,阴面私,造成一种最时兴之争权夺利之人物”。这种人在社会上实在是可怕的很。中国要亡,也在他们手里。
3月9日
前几天,因为预备考高师的缘故,精神过于疲倦。
3月10日
我自从考完了师范后,心里头非常的着急,以为7月里考第一高等,功课若不豫备好了,定然没有取的希望。要打算取上,非从现在起起首用功,断然没有把握。
……
1918年 7月3日
早赴一高(东京第一高等学校)试验,上午考英文、物理、化学。下午会话、读方,余会话成绩甚劣,更没有被取望矣。……
2、求学欧洲
1920年11月7日,22岁的周恩来登上法国 “波尔多”号邮船,西涉重洋前往法国,开始了他的游学欧洲、追求真理的新征程。此时周氏家族家道中落,已无力支付周恩来赴法留学的费用,他留学的费用主要来自严修在南开大学设立的“范孙奖学金”。正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所说:“周在欧洲时,他本人的经费支持者是南开大学一位创办人严修。”
严修(1860—1929),字范孙,被尊为南开“校父”,与张伯苓等人先后创办南开系列学校。周恩来则是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学生,从南开中学开始,周与严就有很多往来。1913年,15岁的周恩来入南开后很快显露出品学兼优的才能,得到严修的格外赏识。经济上严修和张伯苓校长经常资助周恩来,让他为学校刻蜡板或抄写讲义,以补助膳食费。入学第二年,严修破例批准他为南开学校唯一免交学费的学生。1917年,周恩来以平均89.72分的优异成绩从南开学校毕业。严修对这个年轻人寄予厚望,非常宠爱他,甚至想要这位19岁的青年作他的乘龙快婿,此事传为一时佳话。后来周恩来彬彬有礼的拒绝了这门亲事,严修不仅没有生气反而更加敬重这位不图财富努力选择自己道路的年轻人,他一如既往的资助他,在严修的帮助下这年周恩来赴日本求学。1919年“五四”前夕,周恩来再入南开,成为南开学校大学部第一届文科学生。
周恩来人大学后,积极投身“五四”爱国革命运动,成为天津青年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者。1920年1月,他因领导学生运动遭到反动当局逮捕身陷囹圄,经多方营救才得以出狱。严修为了保护好这位被他誉为有“宰相之材”的年轻人,他与张伯苓商量以他在南开设立的“范孙奖学金”资助周恩来出国深造。这一年,严修捐款七千元银洋,设置“范孙奖学金” ,选派南开大学最优秀学生出国深造。他们一致同意派周恩来出国留学。在南开校董事会上研究和征求部有关人员的意见时,大家也一致认为周恩来符合条件,同意派其出国留学。为了给周恩来创造更好的留学条件,严修还特意给驻英国公使顾维钧写信,介绍周恩来的情况,推荐他去英国留学。这年借助“范孙奖学金”出国留学的还有李福景。后来李福景之子李竞的回忆,周恩来1962年还提到此事,说他在法国的留学费用不是靠勤工俭学,而是“范孙奖学金”,正是“范孙奖学金”起了资助革命的作用。
到达欧洲后,周恩来一直与严修书信往还,保持密切联系。严为资助周恩来,特在严家帐目上为其立了户头。除第一年留学费用是交给周恩来支票,让他亲自带走外,以后的学费,都是严修让人转寄的,每半年一次,准时不误。如 1921年严修日记载有:“2月 27日“李琴湘来(李福景的父亲),余将补助周恩来、李福景之学费,交伊持去”。为了感激严修对周恩来的资助,1922年春节,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特去拜谢严修。严修在经济上的帮助,使周恩来免受饥馁之苦,也不必像其他旅欧学生那样勤工俭学,这使他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去从事革命活动。
由于“范孙奖学金”的资助,周恩来的留学生涯实际上成了他对西欧这一资产阶级革命及工业革命发祥地的实地考察。他旅欧时的活动中心是巴黎,间或往返于比利时及德国等地,从事革命考察和领导工作。在较为系统地考察中,周恩来依据亲眼所见,对真理做了进一步的求索,并重构了自己的思想,确定了共产主义的信仰,并成为中共旅欧总支书记。由于周恩来在欧洲从事革命活动,有人就劝严修不要再给周恩来以资助,但他不为所动,以“人各有志”奉答,继续寄钱给周恩来。
全国解放后,周恩来总理于1950年在中南海西华厅设便宴招待张伯苓校长,当时在场的张希陆(张伯苓的儿子)回忆,总理曾说:“我在欧洲时,有人对严先生说,不要再帮助周恩来,因为他参加了共产党。严先生说:‘人各有志’。他是清朝的官,能说出这种话,我对他很感激。”言外之意,是感激老先生对他人格的认识。吃饭时,端上一碗汤来。总理又深情地说:“老先生就像一碗高汤,清而有味,是封建社会一个好人。”周总理对严修老先生的资助始终未曾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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